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创始人——门格尔

“维也纳即医学的麦加”，毫不夸张地说明了在奥地利科学界享有特殊地位的维也纳医学院的学术水平。1850年，塞麦尔维茨发动了一场运动来对付产褥热，当时还未发现病毒，但他要求维也纳诊所里的医护人员用消毒剂清洗双手和器械，人们后尊称他为“母亲的救命恩人”。外科医生比尔罗特是腹部外科、喉部外科和胃切除手术的先驱者，维也纳的其他医生还包括皮肤病、神经外科、病理学、矫形学和精神病研究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公众和政府重视，而且，像其他科学家和发明家一样，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回报。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以一种不加掩饰的妒忌看待富强发达的西欧。尤其是柏林，70年代之前只是个相当一般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渐渐表现出一番宏阔壮观的气象。维也纳人恪守自己的传统，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自然主义的艺术和文学风格也一直没有在这里发生重要影响，但是，疏离并不能舒解心底的惶惑，林茨人赫尔曼。巴尔写道：“截至目前，他们有色当、俾斯麦和瓦格纳，我们有什么？”在社会科学领域首先打破德国人垄断性地位的是奥地利杰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门格尔，他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其《国民经济学原理》在1871年发表后，德国人对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高质量的著作表示赞赏，却并没有意识到门格尔的作品是价值论的一种创新。

1873年，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主持两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中的一个，这些未来将成为律师和公务员的听众对他的授课内容并不太感兴趣，但门格尔还是设法将那些有才华、肯去理解他的观点的年轻人吸引到身边来，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这两位并肩同行的同窗好友兼亲戚（庞巴维克的妻子是维塞尔的妹妹）一起发现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此后又一起担任政府公务员、一起赴德国学习。他们后来的成就完成了门格尔的事业，因此，可以说是所谓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奠基人。

门格尔在德国不受重视有学术趣味方面的原因。19世纪后30年，德国经济学中“历史主义”走向高潮，其基本的方法论立场是，科学的经济学应当建立在对于历史的全面把握之上，因此，经济学家应当首先掌握历史学家的技能，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史资料中构建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才能真正把握经济事实，以便建立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以施穆勒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德国经济学家不赞同英国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和经济政策，本着让事实说话的真挚的科学批判精神，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庞大无边的研究工作，或者说，主要是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社会现象的描述工作。因此，他们不重视门格尔的理论工作是自然而然的。

在维也纳大学执教10年之后，门格尔出版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尽管他对德国老一代历史学派，尤其是罗雪尔非常尊重，但在书中明显地为理论分析辩护，而给施穆勒的学派以一个相当次要的地位。施穆勒大为恼火，在他编篡的《年鉴》中对门格尔发表了恶意的评论。作为回应，1884年门格尔发表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双方激烈的争执使围绕在门格尔身边的经济学家形成了奥地利学派，而且在这场不幸的争论结束30年后，还妨碍了德国经济学界吸收边际效用理论的精华。

方法论之争往往就是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德奥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一方面却产生了学术路径的很大差异，或可说，维也纳的多民族特色、世界主义眼光和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能力使它孕育出了奥地利特有的思想与人物。维也纳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包容性，一方面，边际效用学说可以通过法学院和政治学院的讲座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每个经济学课题都分为两个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时，另一个教席就先后由几位观点与之对立的教授担任。

维也纳学派的经济学家经历都惊人地相似，几乎都在大学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有几年到政府担任公职，每个人都写了一本书，以便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编外讲师的资格，然后就是写作、教书的平静生活历程。因此，他们对奥地利官僚政府的运作并不陌生，1877年，门格尔还曾陪同鲁道夫王储去英国旅行，一同感受让王储印象深刻的“英吉利”生活方式。之后，还介绍鲁道夫与拥有众多读者的《新维也纳日报》的总编塞普斯认识，赛普斯在海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克雷孟梭的兄弟，与塞普斯的交往大大开阔了鲁道夫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