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见闻 女权运动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妇女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她们不满足于仅在工作、工资等方面实现与男子的平等，还发明了“新瑞典模式”：无论在权力机构、行政机构还是企业机构里，妇女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午后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上，两个宽肩膀、蓄着浓密金色长发的青年男子边推着童车，边闲聊着。他们神色泰然，就像两个准备去公园享用下午点心的奶妈一样。这在斯德哥尔摩是十分普通的街头一景，就像负责押送现金的保安人员为清一色女性一样平常无奇。女保安们身着工装裤，手持武器，英姿飒爽，令人想起卡扎菲的贴身女保镖。然而，她们并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这里的人早已司空见惯。这就是瑞典这个拥有900万人口、男女平等的国家的新“模式”。
许多人认为，无论在家中，企业里、政界，还是在法律面前，瑞典妇女事实上已实现了与男子的平等。其近邻芬兰、丹麦、挪威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承认。早在1906年，瑞典的妇女令人羡慕的命运就大大震动了一位法国人马克·埃利。他在（透过瑞典女权主义）一书中写道：“瑞典妇女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西方国家妇女完全不同……在这个国家，人们从不认为妇女低男人一等。她们的战果实在不可思议。”1862年：瑞典妇女获得市、省选举权。1920年：瑞典妇女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普选权，比法国妇女早25年。1996年：瑞典妇女参政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商。43%的瑞典议员为女性：而在法国，女议员仪占6%。再看看它刨下的另一项世界纪录吧：社会民主党内阁的22名成员中有11名女大臣，而且她们的职位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她们掌管着司法、外交、劳动、农业、文化、环境等部门，还有从政治角度来看永远正确的男女平等部。“有这么多妇女参与公众生活，政治艺术因此大为改观。”瑞典（费加罗）报的专栏编辑阿涅塔·斯塔克说。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女权运动家曾在1994年立法选举前联合其他妇女发动了一场压力集团运动。当时，她们宣称要成立一个妇女的政党。面对这一创举在传媒上造出的巨大声势以及在选举前民意测验的大举获胜，所有的政治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都不得不急增各自的女性候选人。阿涅塔·斯塔克认为：“两性的互补加强了民主。妇女的参与使政治更趋于现实，因为在家庭中扮演着母亲角色的妇女比男人更贴近日常现实生活，她们所做的决定与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尔格达·道尔当选为议长意味着妇女已跻身政界要人行列。这位好斗的女议长认为，妇女大量进入政界为社会带来意外收获．只是姗姗来迟。如果当时没有委托90%为男性的专家组承担郊区城市化任务的话，郊区将会呈现另一种面貌，而不会是今天这种无法弥补的局面。因为妇女注重实际，生性为孩子的未来担忧，她们规划未来的才能超过男人。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女权运动家”这个词指的是一小部分积极分子，但在瑞典不能这佯理解。瑞典全民关注妇女问题。北欧男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平等的护卫者”，他们使用吸尘器，为婴儿换尿布，倒垃圾等。在主张夫妇共同分担家务的瑞典家庭中．不存在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讲的“一家之主”。语言学家们要注意到，“一家之主”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瑞典语表达出来。看来，瑞典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无可挑剔。正如一位快乐的21岁女大学生夏洛特所说：“在这里，性别平等不是一场战斗，它已成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权利。”自1980年起，一项法律确立男女在工作及工作条件上平等。它还规定，一旦男女分配不平等，雇主就应设法改善分配状况。在瑞典，近80%的妇女从事全日工或钟点工，在法国比例为60%。甚至在囚禁男犯的奥斯特瑞克监狱里，一半守卫都是女性。这座苦役监狱的女主管思想进步，她认为应该在全国110座监狱中实行男女守卫混合制，这是缓和监狱紧张气氛、解决变态同性恋问题的最好办法。通过女性的存在来缓解犯人内心的失落感，犯人也就不会再在监狱墙壁上乱涂抹淫秽词句了。

尽管如此，瑞典法律中某些内容难免流于形式。例如，劳工法规定，所有拥有1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每年需制定一份有关平等方面的计划书以加强来年男女间的平等。中小型企业的计划书仅一两页纸，而在沃尔沃之类的大企业，则会是洋洋洒洒一厚本。政府通过建立一个男女平等协调机构为妇女撑腰。该机构有15名成员，其中有法学家。他们发表一些附有数据说明的调研文章，监督法律实施，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妇女。自1980年以来，每年都有四五例此类诉讼案。1995年，拥有12万人口的厄勒布鲁市被判决调高一名在该市经济机构工作的女雇员的工资，并赔偿她4万克朗的利益损失费。据了解，这位女雇员与一男同事从事同一种工作，能力也差不多，工资却比他少2000克朗。1984年，四名码头女工上告一个歧视妇女的工头。协调委员会的司法机构了解到，这个工头负责分配工作，他有意在工作实施计划中漏掉四名女工的名字，这样就只需对她们计件付酬，而无须支付工资。这个不知悔改的工头被勒令就此事做出解释。三年以后，女工人数极少的整个印刷业被指控在雇工人时存在性别歧视。

1996年，法庭对一家医院两名雇员工资差异质疑。一名助产妇比一名维修项目工程师的工资低2000克朗，法庭认为助产妇的利益因其性别而受到了损害。但有时不论任何代价地寻求男女平等也会为男人带来好处。瑞典受挪威启发，建立了前卫的“父亲产假”制：爸爸们可休一个月产假，并可领取85%的工资补偿。这项举措为这个索来享有上帝之国美誉的国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人们已经提出要将产假延长到两个月或三个月。这条法律的倡导——50岁的前夫臣本-甫斯特贝里强调：“这样做是为了培养父亲们对孩子的责任心。如果家中不平等，那么社会上更无平等可言。因此我们想出了这条激动人心的措施。如果父亲们放弃这项权利，那就拿不到补偿，但母亲们可多休半年产假（不带工资）。”有一半的年轻爸爸已熬过了失去男子汉气概的焦虑时期，而心平气和地利用这项社会成果在家中照料婴儿。那么他们的老板们会怎么想呢？“如果老板反对这项措施，就会被雇员认为迂腐可笑。”身兼环境大臣和母亲的安娜·林德脱口而出。瑞典多年的社会民主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高度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使一些移民难以领会和适应。“

70年代帕尔梅执政时期大量涌来的智利政治犯打破了所有离婚记录，因为智利妇女非常赞赏瑞典给予妇女的充分自由，但她们的丈夫却不怎么欣赏。”父亲“产假”的创始人韦斯特贝里说。但为什么偏偏是瑞典，甚至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为女权运动的温室呢？韦斯特贝里认为这纯属偶然：“60年代末，劳动力的增长和需求使得妇女们进入劳动市场，社会则主动通过成立托儿所等机构担负起照顾她们孩子的责任，这进一步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斯德哥尔摩路德教堂教务会女教长科罗里·克罗克提出了另外的解释：“直到本世纪初，瑞典社会以农村为主，十分贫穷，男人和女人都极度依附农庄。今日遗风依旧，家庭被看作是旧日农庄，应由一对夫妇共同规划。”另外，在威金人（8-11世纪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强盗）的神话中，妇女等同于男子，她们是男人的战争伙伴，是男人的依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有史以来就敬畏妇女和力量。头脑现实的女权运动者们脚步愈走愈远。

听听她们是怎么说的吧：“男人要赶上妇女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男人生活质量不如妇女高，寿命不如妇女长，饮酒量是妇女的四倍，学历不如妇女高，吸毒人数比妇女高IO倍，86%的犯罪事件是男人干的，监狱中男犯占85%。”谈到道德观念，瑞典的男人们则有一肚子牢骚。一些无力招架女权主义者进攻、内心失去平衡的男性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组织，致力于探讨在越来越女性化的未来社会里，男人应处的地位。他们绞尽脑汁、板尽感化之能事写出的第一部作品题为《迈向新的男性化》。然而，男人们的第一个政党及其他解放运动要待到何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