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华尔兹之王是谁-维也纳的音乐家施特劳斯

在塔费时期，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真正的失落者。前1848年革命的激进分子在新专制时期是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60年代普奥战争的失利、二元君主制的建立和70年代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奥地利德意志人一步步丧失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在波黑事件中要求皇帝给予他们外交政策方面的某种决策权，担心占领这两省会增加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人数，后者不仅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时期，而且出生率远比德意志人为高。这些无用的嘟囔最后总是以对皇帝的顺从告终，却对弗朗茨·约瑟夫最珍视的外交特权表示了兴趣，作为一种回应，皇帝任命了对斯拉夫人友善的塔费上台，更令德意志人受到打击。

新一代德意志领袖对前30年的经历与失败并无切身体验，他们将德意志人的步步后退视为老一代政治领袖软弱无力、哈布斯堡王朝朝三暮四的背叛行为的结果，维也纳的德意志人没有与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德意志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外省的、斯拉夫人海洋中像零零落落的岛屿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内，人们不得不接受成为少数民族的事实：一位自以为不错的学校老师没有被提升，而代之以一位成绩更好的捷克人，或者一个疏忽大意的信号，工不慎出错，受到捷克上司的申斥，而一个律师被斯洛文尼亚人法官判决败诉等等。在一个新的“奥地利人”的概念诞生的时代，既想成为奥地利人，又想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德意志人就难免会碰壁。

尽管每个民族都有种种不满意之处，80年代依然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些中心城市，出现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艺术上的黄金时代。其开端或可说是1879年4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伊丽莎白皇后银婚庆典。萨尔茨堡人马卡尔特是70年代名声雀起的装饰艺术家，用色彩浓烈、令人愉快的巨画使环城大道上一座座新厦显得浪漫而富丽。作为庆典的总导演，他动用了1万多人来表现三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人物与进程，皇帝一家坐在环城大道边特别搭建起来的观礼台上，接受色彩斑斓的人群由衷而发的欢呼。但是，与其说皇帝伉俪、不如说马卡尔特才是这次庆典的中心人物，欢呼声刚平息下来，他就戴着鲁本斯风格的帽子，骑着高头大马，像一个凯旋者那样出现在人群中。虽然他的受鲁本斯灵感训练的新巴罗克式风格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因其太过戏剧性和感觉贫乏而被人们抛弃，但是“马卡尔特游行日”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以后还时常被人津津乐道。

马卡尔特之后，维也纳人的艺术口味依然偏好略带夸张的装饰性风格，环城大道边建起了第二批建筑，新巴洛克风格的浓丽外部雕像是其共同特色。弗朗茨·约瑟夫尽管因其对艺术所知不多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也并非对维也纳的风貌毫无概念，他喜爱新巴洛克风格，偏爱色彩令人愉快、建筑整齐有序的城市，维也纳新城空’间充足、落落大方的自然优雅与他的间接影响是分不开的。1883年，仿古希腊风格的议会大厦和文艺复兴式的维也纳大学建成，同年，足可与之相媲美的匈牙利宏伟的议会大厦在多瑙河佩斯那一边建成，而布拉格也毫不逊色，1885年，在优美的文采斯拉斯广场建成了波希米亚博物馆，在的里雅斯特，为了庆祝建市五百周年，也特地在1882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市容美化。萨格勒布在1880年发生地震，老城的许多建筑受损，却也因此旧貌换新颜，新修的教堂与公用建筑使这座城市带上了新哥特式的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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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维也纳永恒的主题。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正处于其创作和声誉的高峰期，前者以其充满深邃的虔敬精神的交响乐作品终于成名，古斯塔夫·马勒继承了他‘的风格，1877年担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并在80年代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交响乐。南蒂罗尔人雨果-沃尔夫改造了歌曲，他为歌德、默里克等人谱写的歌谱非常优秀，1884年他成为维也纳一个颇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最受人喜爱的还是维也纳轻歌剧，弗兰茨·冯·絮佩、卡尔·米勒克尔等人的作品深受维也纳人喜爱，但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依旧保持了其无可匹敌的声望。

1885年，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一经推出，马上受到了维也纳人热烈的欢迎，其后15年间总共上演了不止300场，而在布达佩斯也上演了100多场，从纽约到圣彼得堡，人们用16种语言来表演、欣赏它。此时，维也纳入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平静和政治稳定之后，希望在音乐艺术中看到一个既迷人又新鲜的世界，而施特劳斯似乎已经在长期的创作和演出中耗尽了他的灵感，正是他的匈牙利朋友建议他以古老而浪漫的匈牙利文化为题材，以求拓展新的音乐空间。施特劳斯接受了这一建议，寻求与匈牙利作家穆尔-约卡伊合作，于是，奥地利的华尔兹之王与匈牙利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家从1883年开始，共同创作了一个代表民族和解的艺术作品。故事发生在两个世纪前，匈牙利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硝烟方散，百废待兴，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被流放的诚实而高贵的匈牙利贵族，仁慈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将赦免他，恢复他的地位与财产；一位富裕的猪贩子，只肯让一位男爵来娶他的女儿；诚实、善良的吉普赛人，四处流浪，总是与音乐、快乐同行，他们中间最美丽的一位吉普赛姑娘后来被证明是一位高贵的帕夏的女儿。流亡的男爵与不知其身世的公主在寻找财宝的过程中一见钟情，所以他们最后既富裕又相爱，而且缔结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

战争与灾难、爱情与财富、英雄与敌人，几乎所有浪漫主义的元素都在这幕剧中出现，奥地利的刻板官僚受到嘲弄，匈牙利人的爱国热情才使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免遭西班牙人的侵害，而把奥地利人与匈牙利人连接起来的，正是同仇敌忾的手足情谊。这幕剧也动用了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音乐财富，人们可以听到波尔卡、吉普赛歌曲和贯穿始终的华尔兹，施特劳斯精心炮制的这个匈牙利化的维也纳音乐作品至今仍被人赞赏不已，除去其艺术成就以外，它更是以音乐与歌唱表现出来的民族和解的共识。

与施特劳斯柔和的、略带讽刺的甜美和多愁善感相比较，马勒则体现着追求民族和解过程中深受种族关系紧张影响、发生身份危机的另一种体验。他出生在波希米亚，在当地的捷克人中是一个讲德语的局外人；作为犹太人，由于其父是自由思想者，他也没能继承犹太教信仰，使他多年间陷于哲学上的困扰，皈依基督教后，担任了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艺术总监，带给他10年较为平衡的时期，但其犹太人的身份使他依然是奥地利少数民族的局外人；在德国，他是来自波希米亚的奥地利人和犹太人，仍然是个尴尬的局外人。除此之外，他父母一直相处得很不好，因此，或可说明他的生活和音乐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神经质的紧张，他试图为生存在一个充满痛苦、死亡、疑虑和失望的世界中确立某种最终的依据，冷嘲热讽和怀疑主义、对死亡的臆想和对生之意义的探求被一个意志坚强的灵魂统一在几部反差很大的交响乐作品中。

施特劳斯与马勒，或可代表维也纳的两面性，外表的甜美与内心的狂乱使这座彬彬有礼又冷嘲热讽的城市显得分外丰富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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