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旅行-维也纳的犹太人弗洛伊德

在世纪之交，马勒和荀伯格使维也纳音乐达到了新的水准，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繁荣了圆舞曲和轻歌剧，阿图尔·施尼茨勒在其小说、剧本中描述了犹太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淡淡的忧郁，超然的幽默，对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犹太人作了一番精彩的心理分析，阿尔腾贝格、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文学、索嫩塔尔的演技都使维也纳的艺术为欧洲所瞩目。居住在伯格大街19号第5公寓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像每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一样，经常玩一种叫塔洛克的游戏，去兰德曼咖啡屋闲谈，而且每天在环城大道上健行一周。像个典型的维也纳犹太人一样，他选择了既体面又不太受种族歧视影响的医学行业，并终于在1902年成为维也纳大学教授。

弗洛伊德代表着归化了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而住在他对面6号公寓里的，便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倡导人特奥多尔·赫茨尔。他在巴黎目睹了德雷福斯受审的情况，深为审判之不公而愤慨：犹太民族因为没有祖国而蒙受苦难，那么就该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宣称同化或忍让都无济于事，犹太人只有在故乡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才会有希望。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宣布，50年之后将建成犹太国。当时被人们传为笑谈。1948年，比赫茨尔预言的晚一年，以色列国成立，虽然人类的灾难并没有因此减少，但某些犹太人至少的确有了一个地上的家园。

赫茨尔的理想可以看作是舍纳雷尔的极端德意志民族主义刺激之下的产物，他在维也纳犹太人中只有少数追随者，其余人均持同化思想。在千年的奔波中，犹太人几乎没有能够这样稳定体面地生活过，辛勤带来财富，谨慎简朴又可使它稳定增长，科技进步使人类享受到不久前还闻所未闻的便利，享受清洁、健康、安全的生活，他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莱语，他们的祖国是奥地利，而不是遥远的巴勒斯坦，他们的理想是跻身于主流社会，在哈布斯堡王朝仁慈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领导下的千年帝国里据有一席之地。

德意志中产阶级尽管也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并不认为舍纳雷尔式的极端和暴力方式可以代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在1899年提出新的纲领，表示对帝国的忠诚和加强帝国力量的愿望。两个德意志人占少数的省份——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将使用波兰语和意大利语作为省内的通用语言。至于其他地区，各民族可以在处理当地事务时使用其民族语言，原来的“官方语言”现在被称为是“便利语言”，显示出德意志人已经不再寻求把本民族文化凌驾于其余的优势地位了。

但是，捷克人已经把巴德尼法令带来的好处视为当然的事实，他们需要的只是进一步地确认。因此，当巴德尼法令最终被撤销，德意志人打算与他们商谈时，捷克人处处设置障碍，并使出了德意志人自己的招数。议会大厅充满了愤怒的叫嚷声，如果不喜欢台上人的发言，人们就敲钹吹号，迫使对方住口，墨水瓶再一次充l当了混战的武器，被勇敢的人们掷往敌对阵营。在布拉格，衣着体面的捷克人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弗朗菠，约瑟夫对一位捷克议员抱怨“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他似乎相信，民族主义是那些衣食无忧、多愁善感的有知识的中产阶级放任自流地鼓捣出来的玩意，而与沉默的大众无干，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头脑灵活、无党无派的首相，可以通过增进物质利益减少社会不满，并逐步推进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男性公民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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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这样一个交织着复杂的民族和信仰冲突的多样化的大帝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固然无法克服民族主义，但却能够缓和民族冲突，避免尖锐的民族斗争。1900年1月，克贝尔内阁上台，他立即制订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致力于公共交通网的建设，提出修建新的公路、铁路和运河。同时，还出台了社会福利项目，放松书刊审查制度等等。各地尝到了经济规划的甜头，敌对的态势稍有缓和，议会则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开会的地方，克贝尔在这里与各党派的头头讨价还价。议会本身对政策没有影响力，其成员也只满足于永远保持无所作为的反对派姿态。克贝尔继续进行与匈牙利的预算和关税谈判，议员们为了逃避责任，不仅不提出赞同，而且连反对意见都不表达。拖沓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02年结束了谈判，签订了协议。

克贝尔的力量来自皇帝，但是两人的关系并不见得很好，而且，对他的敌意不久就从捷克人、波兰人扩大到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对他尤其不欢迎，因此，克贝尔于1904年圣诞节辞职。20世纪初，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两个半壁河山重又发生尖锐的冲突。弗朗茨·约瑟夫被迫更改尊号就已经预示着进一步的妥协。1903年，坚持科苏特传统的独立党提出建立一支匈牙利自己的军队，服从布达佩斯、而非维也纳的命令，拒绝驻扎到匈牙利王国以外的地区，并以马扎尔语为其指挥用语。因此，一支共同的军队无疑是他们的眼中钉，而增加军队限额的要求便遭到了独立党及保守分子的猛烈攻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著名的赫洛皮军令作出了回应：“朕之军队仍应一如现在那样，既是共同的，又是统一的。”皇帝的军官们提出了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强硬对策，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冒内战的危险，而宁肯与前自由派首相的儿子伊斯特万·蒂萨合作。

面对鲁莽的马扎尔民族沙文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1905年1月，蒂萨举行了一次选举，试图击败独立党。结果，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伊斯特万和他的党失利，独立党成为匈牙利“民族党派联盟”中最大的一派，随即提出一个毫不妥协的纲领，伊斯特万不得不辞职。

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这一挑战，与独立党反对共同军队的立场针锋相对，他任命了一位费耶瓦里将军组织内阁。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方的妥协，联盟派依旧把建立一支马扎尔军队作为先决条件。费耶瓦里将军的内政大臣建议实行普遍选举制来彻底改变匈牙利人民代表机构中的多数比例制。1906年2月，匈牙利议会甚至被解散，由一群军人负责腾清议会大厅。这样，经过40年的宪政实践，匈牙利回转到了巴赫与施默林时代的专制主义。

匈牙利民族派没有再提出异议。实行普选制对人口不占优势的马扎尔人来说，意味着在议会中优势地位的．丧失，特别是，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和解趋势。弗兰诺·苏皮洛是港口城市阜姆的一份克罗地亚文报纸的编辑，又是南斯拉夫理想的坚定信仰者。1905年10月，他在阜姆主持一次会议，会上40位克罗地亚代表通过一项决议，要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恢复古老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不久之后，苏皮洛说服一个塞尔维亚代表团接受阜姆决议，并庄严宣布：“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血统和语言上同属一民族。”由此，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被马扎尔人挑起的民族仇恨基本上得到缓和，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就能够牵制马扎尔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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