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犹太人-弗洛伊德和他的宗教信仰

1910年，科柯施卡在柏林举办了画展，1916年便离开狱，“每一样东西都在错误的旗帜下航行，没有一句话能说出真相”，冲出牢笼、逃跑、飞翔是先锋派常见的主题。艺术则是心理事实、欲望、恐惧和煎熬的表达，前辈们精心装饰的美与痛现在让位于变形、倒错和荒唐。

这个荒唐的世界里，充满丧失自我和归宿的空空落落的感觉。一切不可思议的地下游戏都被认可，一切都成为可能，“那个他曾经以为是惟一的光明的世界有一道门，通往另一个发霉的、无穷无尽的、激情迸发的、赤裸裸的、毁灭性的世界”，门这边的世界井井有条、透明而光亮，门那边的则是无尽的黑暗、血腥、肮脏和淫荡，两边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人们随时可能跨过去，荒唐便成了现实：战争、侵略、鲜血最终会把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淹没。

这个孤独、脆弱和不稳定的时代产生了一些以激烈的个人主义构建其身份的创新人物。有的依然很悲惨，如奇异的天才奥托·魏宁格，1902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便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出版的《性别与性格》是他惟一的著作，用阴和阳区别事物的价值与道德水准，阳性的是正面的、光明的，阴性的则与之对立。身为富裕的犹太手艺人之子，他却无法正视犹太身份，在书中斥责犹太教是阴性的、非道德性的，书出后便自杀，时年仅23岁。魏宁格的书成了反犹宣传家的原始资料，他本人的生命悲剧却体现了19世纪后30年里奥地利犹太知识分子的困境。另一位知名的报人和文学界泰斗、渴望完全同化于德意志文化的卡尔-克劳斯则抓住每一个机会抨击海涅，对任何一个对犹太人归化怀有疑虑的人都进行激烈反对，鼓吹犹太复国主义的赫兹尔更被他讽刺为“锡安山上的国王”，即使他参与了反对德雷福斯审判的那一方，但是他也不遗余力地要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犹太人的团结”。从某种略带夸张的意义上讲，赫兹尔的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至少是为融入主流而奋斗时的一种惆怅。

来自于1848年理想的“同化”犹太人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可以而且应该逐渐融入维也纳的社会与文化中去，这也是许多犹太人来到维也纳时的梦想，他们积累财富，让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试图最终能够如水无痕地汇入主流社会。这个梦想首次受到打击是在1873年，犹太金融家被认为要对过于大胆的经济冒险行动负责，此后更受到欧洲排犹思想的影响，神学家们对《圣经》研究的新成果也将犹太人置于不利地位，80年代以后，更多的犹太人来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犹太人所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德意志式的，从而与其传统的犹太教基本上失去了关联。因此，这些犹太人处于一个非常无奈的境地，像走出埃及一样，他们已不能回到传统中去，但却不被新的环境所接纳。俄国或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过着被压迫的生活，但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神圣使命。维也纳犹太人已经被同化了一大半，而且希望被完全同化到德意志社会文化中去，他们的祖先和在东欧的兄弟们在浪迹天涯时还有一个心灵的家园，但是，他们却把这两者都失去了。反犹主义者和与之针锋相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及其意义，维也纳世纪之交的身份危机便在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人便是西格蒙-弗洛伊德。

欧洲华人旅行社供稿，奥地利旅行，

无论你认为弗洛伊德是个心术不正的权威，还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他的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时代，至于他本人，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心理分析的对象。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奥匈帝国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情境中间。他天资聪颖，自视甚高，却不得不为争取学术地位长期斗争，像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一样与专横霸道的反犹太主义者斗争。无论孩童期还是成人以后，他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性格，最终他以一种边缘人的心态面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许多次创伤，他像每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一样生活、工作，却始终在心里保持一种“他者”的自省。这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作为犹太人，他可免于受到一些偏见的束缚，运用其几乎无边无际的想像力，从而同时获得犹太教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滋养。后人认为，弗洛伊德“本身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产物”，但却不与其认同。“他具有布尔乔亚的品味和革命者的幻觉，尊重布尔乔亚的规范，在他试图与古老的预言家竞争时却又引起了深刻的革命”，“他的心理分析便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产物。”

因此，弗洛伊德并不排斥自己身为犹太人之事实。另一方面，青年弗洛伊德充满建功立业的凡世的雄心，他的偶像是汉尼拔与克伦威尔，渴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却因为犹太人身份之故，不得不成为一位医生。最终，他的雄心与天资使他没有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医师，而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派别的创始人和一个半宗教色彩的预言家。

实际上，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心理现象对当时人来说并不陌生，无意识的存在、性的象征意义及其重要性、儿童期的性意识及其现象及对梦境的分析，都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或研究领域。弗洛伊德的“解析”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他寻着了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路径，发现了所谓健康的与有病症的心理的统一规则，即正常与变态性行为的同一性、记忆与遗忘、焦虑与补偿的基本机制。换而言之，光明的、清洁的世界与黑暗、肮脏的世界原来不只靠得很近，荒唐与现实原本就是一回事。

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弗洛伊德试图弥合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从而使两个世界取得和解。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回归犹太教宗教传统，他的心理分析作品也涉足了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他试图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将自己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发现的东西扩展到古代和现代的人类历史中去。弗洛伊德因此成了一位雄心勃勃地要为整个人类自身把脉诊疗的医生，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甚至是过分地强调了性的动机、欲望和情结的普适性，使他遭到了许多抨击与不满。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弗洛伊德自身便带有一种通灵者、预言家的色彩，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摩西与一神教》中，摩西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自己。这个经历身份危机的世界也是一个传统上的男性至尊的社会，危机使原来处于劣势的人群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除了犹太人以外，寻求自身解放的妇女们在世纪之交异常活跃起来。在传统崩溃之际，一切都在激烈的震荡之中，施尼茨勒认为，恰恰是妇女和犹太人成了现代生活中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悲哀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