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企在捷克 中国企业欧洲成长之路

“百塔之城”布拉格。
捷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国土面积约7.9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的阿坝州还略小一点。2013年的数据显示，其人口为1051万，同期来比，也少于成都市。
虽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这个国家发明了隐形眼镜、水轮机和气流纺纱机，世界汽车零部件厂商50强有一半在此投资，还是欧洲仅次于德国的超轻型飞机生产国。
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四川在中东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该国最大的中资制造业项目是来自四川的长虹电器。2015年，长虹来到捷克进入第十个年头。长虹西行，10年时间，取到了什么经？


10年，学到“如何在发达市场做事”
3月上旬，捷克首都布拉格。
这里的春天来得比较晚，但只要没有公务，周末，廉永平都会带上3岁的女儿进行户外活动。他过上这种“正常”的生活，其实也才半年时间。从2006年来到这里，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从未离开过小城宁布尔克几十公里外。“公司上了轨道，我的生活也上了轨道。”今年34岁的廉永平，是长虹欧洲电器公司的总经理。


遭遇反倾销必须走出去建基地
出布拉格市区往东，大概40分钟的高速公路车程后，我们抵达了长虹欧洲电器公司所在的宁布尔克市。
10年前，这座1万多人口的城市，迎来了迄今在捷克最大的中国投资。翌年，2006年3月29日，在绵阳和宁布尔克两地，同时举行长虹捷克电视机生产基地开工典礼。
为什么要打进成熟的欧洲市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推进部部长王悦纯回忆，当时正处于转型期，一方面亟需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进入成熟市场，想在竞争中强大自身，同时深入推广长虹品牌。
此前，长虹在国内虽是彩电大王，但所有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均不以自主品牌销售。“捷克，就是长虹进入发达市场的桥头堡。”王悦纯说，捷克经济发达，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西欧国家较低，且位置正好处于东西欧的衔接点，市场腹地广阔。
欧盟的关税政策，则是到欧洲投资建厂的最大背景。
中国的彩电产业在1995年左右发展到顶峰，国内市场逐渐达到饱和。与此同时，欧盟对来自中国的彩电整机征收14％的关税，这足以让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加上运费之后，毫无竞争优势可言。
就在长虹捷克工厂宣布开工的前一天，欧洲市场传出将对中国彩电企业实施反倾销的消息。三天以后，消息得到确认：对中国7家彩电企业恢复征收44.6％的反倾销税。这7家企业分别为：康佳、厦华、海尔、海信、长虹、创维和TCL。
通过在欧洲直接建厂，绕过反倾销和关税壁垒，是包括长虹在内所有中国彩电业巨头的选择。2004年8月，康佳在土耳其的电视机生产基地落成投产；2005年6月，海信在匈牙利和法国开建电视机生产基地；2005年10月，创维在匈牙利的电视机生产基地投产。

欧洲华人旅行社供稿

“请叫我瓦茨拉夫！”这是捷克某报最近采访廉永平的新闻标题。廉永平的捷文名字瓦茨拉夫，是捷克人的常用名。他后来发现，凭着这个名字，跟本地人攀谈就有了话题。“人家会说，哇！我家也有人叫这个名字。”
本土化，从名字开始。但别的就难了。从国内运来的价值上千万的生产线设备，因为没有通过欧盟的CE认证，不能投入使用。测试线上有220V的电，在国内的做法是：贴注意事项，或者在员工培训的时候提醒注意；但在欧洲，要求达到“即使员工故意把身体凑上去，也不能触电”。
当地相关部门，不断提出对更衣间、洗澡间的要求；还有防火门、烟雾探测器、污水排放，每一样都很苛刻，在国内闻所未闻。光是消防设备改造一项，成本就比国内高出5到7倍。
从国内过来的员工嘀咕：“这么麻烦？”干什么都不顺，还得掏钱改造，各方面达到欧盟标准后才正式开工。
人的问题，是更大挑战。国内的人员管理机制，在捷克完全不能用。有几回遇上要赶订单，“希望员工能加班，有一次来了一半，有一次基本没来。”
加班要经过员工同意；要雇佣一定比例的残疾人；把对员工的奖励贴出来可能会因侵犯个人隐私而遭到投诉……廉永平说，本土化，就是把你以前自以为成功的经验全部推翻。只有把脚伸到水里，才晓得水是冷是烫。
长虹最后选择了全盘融入和适应，像当地人那样做事和思考。“或者说，这并不是一个有选择的事情”。
如今，长虹欧洲公司在捷克一共有400名员工左右，包括总经理在内，一共只有7位是中国籍。部门负责人，除了财务之外，几乎为外籍，管理层和员工团队全部实现了本土化、国际化。


几年前，捷克人Karel被廉永平从另一家知名企业挖过来，如今已是这里的IT总监。3月9日，走进这间工厂，上百台显示器上不断变化的彩色数字、被员工形容为“比家还干净”的车间、按不同岗位区分的工服，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Karel介绍，整个生产线上运行着一套信息化系统，公司将测算出每道工序完成速率的平均分，超出和低于这个平均分，将以不同的颜色提醒，以方便每个流程上的员工，以及后端的管理人员实时掌握工作进度。
此外，组装、检修、装袋、打包、装车、物流的全过程，都将通过这套系统实现全程可监测、可追溯、可预警。后端生成的大数据，也可以作为今后流程改造、员工管理，以及售后服务、市场开拓的依据。
在一个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地方如何做事？长虹的办法是提高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效率。而“钥匙”除了信息化，还有全球整合调配资源的能力。“并不是在中国生产，采购价格就必然低，必然更有竞争力。”廉永平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过去，在海外建制造基地的企业，基本上将海外工厂的功能定位在“组装”，所有原材料皆从国内进口。长虹捷克工厂发现，在叠加了运输成本、员工和物流效率等因素之后，不少原料在欧洲采购会更便宜。目前，长虹捷克工厂30%的原材料，已经实现了在欧洲采购。而这间工厂也从组装，拓展到了电视机设计及物流配送。
去年，自主品牌的销售和代工加在一起，长虹捷克工厂一共销售了超过70万台电视机，销量增幅约为70%，领先于业内同行。根据目前的订单情况来看，2015年，长虹捷克工厂将能实现满负荷生产，达到甚至超过年产100万台的设计产能。
对于长虹而言，比销量更有意义的事，是学到“如何在发达市场做事”。王悦纯认为，今后的大趋势，以及下一轮的产业调整，是全球一体化和智能制造。而捷克工厂以信息化、大数据，改造生产工艺和流程的这一系列做法，都将跟长虹在国内的板块互动。“今后长虹的高端产品，比如CHiQ系列进入欧洲，就不再是打无把握之战了。”


除了长虹，还有哪些四川企业在捷克投资？川商对捷克有着怎样的印象？捷克的市场和国内有哪些不一样？

3月8日，阳光灿烂，Celakovice的天蓝得一尘不染。从布拉格坐小火车，20多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小镇。
汪永的饭馆“成都酒家”，2004年搬到了这里。此前，成都酒家开在布拉格城区，曾被评为捷克最知名的中餐馆之一。
关于汪永，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部电影《布拉格有张床》，剧本正是出自她手。1992年，怀揣文学梦的成都人汪永，来到了捷克，原意是“曲线救国”——从这里去德国留学更容易。最终却误打误撞开起了饭馆。
成都酒家的厨师和菜谱都来自四川。但在过去20多年间，汪永却少见家乡客人，“来吃饭的中国客人，主要还是来自浙江和福建。”
汪永的感受，与中捷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以森一致。据后者介绍，捷克登记在册的华人约有5000人，其中常住的不足3000人。绝大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沿海到捷克来开餐馆或者做贸易的，以及他们的第二代。
“其实整个欧洲的华人结构都是这样。”在李以森看来，来自沿海的人更多，原因很简单：沿海地区的人有海外经商的传统，其轻工业产品也更适合当时的贸易。

中国跟捷克间的时差，夏天有6小时，冬天有7小时。以3月为例，成都的当天下午2点，是布拉格的早上7点。而捷克很多公司的上班时间，正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左右，捷克这边刚上班不久，国内就快下班了。

四川省天一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这家公司在布拉格投资建立了从事工程设备销售和旅行社服务的机构，其常驻布拉格的员工李威告诉我们，目前还是靠国内过去的两三个人撑着，如果想要招到可以按“北京时间”工作的员工，成本相当高，“捷克人觉得我们的节奏太快了”。
在捷克，几乎看不到24小时便利商店。即使在布拉格市中心，工作日，下午六七点以后，很多商店就开始关门。李威告诉我们，一方面是严格的工作时间规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工成本比较贵，商店的盈利很难支撑员工加班的成本。汪永还遇到另一个问题。她想装修一下自己的餐馆，但光是等一项一项的审批，就花了好几年。“我都忘记是哪一年提出的申请，但到现在都还没有全部批准。”

根据捷克的相关规定，相较于房子的外部整修而言，内部装修相对容易，但仍然需要通过申请。餐馆这样的建筑，还需要考虑油烟排放的方向、消防、噪音、内部的水电气管网走向等等，必须一项项地通过，通过一项才可以实施一项。
对这样低效率，汪永早已适应和接受，并尝试理解。“严一点有道理，毕竟捷克这么多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李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看汇率。近期欧元对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让他倍感压力。此外，还有市场开拓的压力。
2010年，刚将欧洲公司从法兰克福搬到布拉格不久，天一曾迎来销售高峰，每年可卖50台左右，每台利润能达到10万人民币。从2012年开始，销量开始明显下滑。徐工、柳工等国内知名机械设备供应商正是在这时大力挺进欧洲市场，“他们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更高，产品类别也更丰富。”
受到挤压的天一，开始从西欧市场转战东欧市场，着重关注小型机械市场，与巨头进行错位竞争。
欧洲人习惯“看品牌”。据长虹欧洲公司的销售负责人介绍，在国内买东西，一般都有售货员为你介绍；而在欧洲，很多卖场没有售货员，能不能卖出去，取决于你的产品能不能摆进去、客户知不知道你的品牌。
欧洲市场的多样性，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生产，需要一个一个地打通不同国家的销售渠道。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营销难度，给盈利带来压力。


“你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赚钱的项目可以做啊？”由于在捷克待了多年，廉永平这两年经常会被国内的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有时候，廉永平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欧洲没有“风口”。言下之意，要是有稳赚不赔的生意，欧洲人自己不会做吗？
如果能赚钱的领域就是“风口”，那欧洲并非没有这样的 “风口”。以布拉格为例，由于物价不高、房价不高、欧元又持续走低，不管来开个中餐馆、还是囤几套房，甚至搞代购，都是赚的。
如果时光再倒流20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捷克经济刚刚转轨，物资相当匮乏，制造能力也较为有限，一大批从中国沿海过去的贸易商人，也真正体验过“带过去多少，就卖掉多少”的好时光。
但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今天的生意不能像过去那么做了。
到海外做企业，显然不能靠风口。如果准备“走出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去了之后干什么，怎么干，派谁去，准备花多少年、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那注定会失败。
2004年，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名噪一时，但最后却以巨亏收场。这里面虽然有对产业转型判断失误的原因，但也跟其对当地法律不熟悉，在裁员上栽了大跟斗直接相关。因为没有注意到 “裁员要先裁年富力强的员工”、“裁员要提前三个月通知”等写进法律合同里的条款，TCL在法国的合资公司还未正式运营，就需赔偿上亿美元。这给当时包括长虹在内的准备或已经赴欧建厂的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带来深深的震动。
不管有没有“风口”、投资的领域是不是“风口”，充分的自我认识，以及对投资地的全方位研究，都是“走出去”投资取得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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