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华人

　　“流散”一词，让我联想到了古希伯来的大流散：以色列数度亡国，犹太人出离耶路撒冷，流亡各地。流俗之见认为中国人安土重迁，但是从周朝封建诸侯、魏晋衣冠南渡算起，华人已历经了十多次迁徙。近代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华人下南洋，北美、东南亚都是人们熟知的侨居地区。在这本书里，胡其瑜的目光转向了格兰德河以南，更辽阔、也更容易被忽视的拉丁美洲。

　　近代的西属美洲极其类似亚历山大东征后的希腊化世界，希腊人（西班牙人）攻城略地、修整文教，和当地的波斯、埃及（印第安）的贵族联姻交通，华人则处于犹太人的境地，颠沛流离，在各民族大熔炉里煎熬。

　　漂浮的地狱

　　19世纪中叶，西方人揣着洋枪洋炮，半威胁半利诱，带走了100多万青年少壮。为了吸引华工，劳务公司欺骗道：美洲的年份相当于中国的一半，签订一个8年的劳动契约，其实是4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半年”历法。还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古巴、墨西哥在哪儿，以为目的地是宗亲常去的越南、泰国。踏上运输船的甲板后，华人子弟便卷入了全球贸易，成为其中一条环节。

　　任何一本讲述美洲拓殖开发的书，都不会漏掉大西洋“三角贸易”。很少有人知道，地球另一边隐藏着范围更广的“三角贸易”：欧洲商人带着枪炮、钢铁和纺织品，绕过好望角来到亚洲。他们在福建、广东的通商口岸，卸下货物后，装上了移民，横穿太平洋，运到南美洲；最后装载加勒比的蔗糖、咖啡，运回伦敦的大宗商品市场。

　　19世纪中叶造船业升级，航船载重最多可达1000吨。可超载是常有之事，原本客载名额300的，实际装400多人。一名乘客占1吨货物的空间（2吨货物占1.3平方米，大约是一口棺材尺寸，1吨的空间可想而知），人们把运输船叫做“漂浮的地狱”。

　　华人在船上缺的是粮食，多的是疾病，卫生设施形同虚设，洗漱、寝具、衣物晾晒全挤在一块。前往秘鲁的运输船曾在三年内保持30.4%的高死亡率，去古巴的稍微人道点，死亡率大约是10%，最高的死亡率是一艘叫“蒙塔古女士号”创造的——66.6%，一个在汉语里代表吉祥的数字。漂泊海上的日子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到了陆地后，迎接华人的不是解放，而是种植园，19世纪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种植园·失乐园

　　劳务契约把华人苦力称作“亚裔定居者”（Colonos asiaticos），把新型奴役称为“工业性拘留”（industrial residence），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法律术语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华人的处境就是奴隶，广东人把劳务公司的经理称为“猪仔头”，把苦力住的地方叫做“猪仔馆”。

　　由于19世纪英国带头取消奴隶制，南美无法从非洲获取黑奴，便引入中国、印度劳动力。古巴种植园主Pedro Diago回忆1847年第一船中国苦力上岸时，激动地说道：“这些移民将成为我们的手臂，取代那些日益匮乏的黑奴。”华人曾经是秘鲁种植园的唯一劳动力，一度占古巴人口的3%。

　　从凌晨四点半点名开始，中国苦力持续工作12个小时，晚上睡在肮脏的简易木板房，没有双休日，没有法定假期，监工用皮鞭、棍棒维持庄园的统治。1849年秘鲁移民条令甚至规定了私刑合法，雇主可以体罚“逃跑”和“不服从”的捣蛋分子，异族统治下的华人失去自由、尊严，甚至结婚也需要主人的批准。一开始体罚还有个规矩：当有黑奴在场的时候，白人监工不可鞭打华工。取缔奴隶制后，那些刚获得解放的黑奴当上监工，管起种植园的事务。华人沦为最底层的族群，就像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

　　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很多人丧失活下去的信念，轻生上吊、投井。美洲有一种甜蜜而又残酷的自尽方式：大部分种植园用甘蔗炼糖，自杀者跳入炼糖的容器，溺糖而死。讽刺的是，一些种植园在管理本上把自杀列入犯罪事项，因为按照天主教的观点，自杀是为罪孽。

　　各种死亡当中，吸过量鸦片慢性自杀很常见。在契约八年的为奴岁月里，华人百无聊赖，只能用鸦片来排解忧愁，这反过来又恶化了华人的形象。秘鲁首都利马的报纸，鸦片广告是专门用中文写的。鸦片和辫子是华人的标志，成为外国人最厌恶的两样事物，甚至黑人在华人面前也有道德优越感（黑人很少抽鸦片，但是酗酒较多）。

　　华人喜欢鸦片，种植园主也喜欢鸦片，因为它能麻痹人的斗志。一个古巴历史学家统计华人犯罪时，发现18年间，只有12起武装叛乱，许多种植园容许乃至纵容劳工抽鸦片，甚至拿鸦片来付工资。

　　为奴隶的“手臂”到抓钱袋的手臂

　　华夏也曾有过被异族奴役的时刻，在元代、清代的统治下，华夏失去了权柄、国度，但保持了宗族、团练、帮会等自治团体。然而这一次不同，华夏面对的不是匈奴、鲜卑、西南夷，而是欧洲文明。就像《圣经》年代的犹太人面对先进发达的希腊人，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向西方文明臣服：皈依天主，放弃祖先印迹，改用西班牙姓氏、基督教的教名，娶本地女子，在圭亚那华人结成不少天主教社区。下南洋的华人离母邦较近，还能保持精神上、组织上的联系，南美华人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经商的天赋挽回局面。

　　19世纪末种植园主削减华工，转而招募高原山区的土著；再加之社会改革，大型种植业分散化，华人逐渐告别种植园，有点小本事的靠手艺吃饭，当厨师、司机，工匠开作坊，小本经营，华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尤其是自然环境不适合种植园的墨西哥，华侨发展尤为迅速。

　　一向繁华的加勒比海地区也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特里尼达岛的中国商店遍地开花。1925年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在华侨手里，在当地人的语言里，中国人和商店老板是同义词。没有华侨的贸易网，香蕉、可可、咖啡豆只能烂在地里。

　　美洲人有时候也会拿犹太人和华人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是什么好话，他们眼中的华人形象，如同反犹主义塑造的犹太人：自私狡猾、放高利贷，通过压榨他族的血汗过着富足的生活。种植园主仅仅把华人当做“手臂”，可现在这只手臂挣脱了，而且还抓住了钱袋子。当华人做苦力的时候，美洲人讥笑蔑视；当华人有了物力财力后，美洲人恐惧、痛恨。他们攻击华侨，烧抢店铺。

　　联共（布）史观说闹事的只是一小撮流氓无赖，事实上排华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底层抱怨华工抢饭碗，商人想抢占华商的市场，牧师要捍卫本地妇女的贞操。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都会把排华写入党纲，激进者提出了“排华就是爱国”的口号，政府法规禁止中国人拥有地产，警察对群众排华袖手旁观，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城，300多名华侨在一天之内全部毙命。

　　翻身为主，南美洲40万华侨

　　多年前学界兴起了航海热，谈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郑和的某支船队去了澳大利亚、哥伦布是拿着中国地图发现新大陆等。但即使学者考证出郑和比哥伦布先到了美洲，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仍然是日耳曼-拉丁民族，中国只能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从。西班牙人开创大航海时代，华人被卷入西方体系；英国废除奴役制度，华人成为奴隶的替代品；欧美三十年代大萧条，华人做了替罪羊。

　　华人翻身为主的机遇到了，在古巴，中国裔领袖Jose Bu被奉为开国元勋，地位和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等同。祖籍广东大埔县的客家人钟亚瑟，在圭亚那共和国独立后，被推选为首任总统（1970年3月17日至1980年10月6日在任），他也是首位亚洲以外国家的华裔总统。

　　心灵鸡汤告诉人们：“上帝给你关闭一道门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当华北、东北逐渐散沙化，失去“诸夏”成员资格时，美洲将成为中国人的迦南，广阔的新世界大有所为。耶稣会士把巴拉圭变成了基督教小天堂；“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考虑把阿根廷作为巴勒斯坦之外的另一处复兴基地；纳粹余党亡命南美，图谋重建第三帝国。晚清康有为向光绪上奏疏，计划开垦巴西建立新中国，作为救亡图存的海外基地，这一伟大梦想仍未过时，南美洲已经有了华侨40万人，新的时代，又将有不一样的华人流散与播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