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劳工如何成了澳洲强势入侵者

        从1798年开始，英国殖民者陆续在澳洲建立了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昆士兰等六块殖民地。1901年这些殖民地以州的身份统一加入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时代才宣告终结。与大部分由欧洲拓殖者创制的殖民地不同，澳大利亚联邦从建国直到1970年代还在系统且明确地奉行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制度，史称“白澳政策”。如果说南非的种族歧视主要因种族隔离制度而臭名昭著，那“白澳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隔离土著群体并强行对其幼童执行同化政策之外，澳大利亚政府还排斥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移民入境定居。事实上，澳大利亚这种严苛的种族主义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
澳洲殖民地时代的“种族主义”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是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其根据是：人因“进化度”的不同而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所以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人群的自然生理属性差异，白人的种族主义才不断落实为各种具体的制度。因此反思种族主义时，除了要批判其中涉及的社会权利分配不公问题，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处于话语强势地位的白人是如何理解并且扭曲有色人种族群的，在他们眼中，土著和华工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椰果宗教”：被白人歧视的土著生态
在绝大多数白人殖民者眼中，与许多地方的土著一样，澳大利亚土著是野蛮落后且颟顸不堪的。面对白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土地的侵夺，土著日益无力的抵抗更令殖民者对其产生轻蔑的态度。白人移民的拓殖不仅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澳大利亚“荒野”中蔓延，更被认为是欧洲物种对本土物种的全面替代。在《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中，查尔斯•达尔文记录了1832年自己考察一个白人牧场后的感慨：“英国种的猎犬‘灰狗’是鸸鹋和大袋鼠的克星。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还需要较长时期，但它们的命运已定，当地的土著民经常到农场来借‘灰狗’。殖民者借给土著民‘灰狗’，宰杀家畜后把内脏下水分给土著民，或分给一些牛奶，来拉拢土著民，而他们的农场、牧场也就逐步向内地扩展。没有头脑的土著民被这些小恩小惠蒙蔽了双眼，还欢迎白人的到来，而这些白人看来早已决定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来继承这片土地。”
显然，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优越性，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更是环境生态上的。包括白人本身在内的欧洲舶来的各个物种，一起构成了本土物种无法抗衡的强势。达尔文用澳大利亚固有生态环境的被摧毁来暗示土著本身将灭绝的前景，因为土著羸弱无能的形象与他们所处的脆弱环境是一体化的。
相对于达尔文，许多定居的白人殖民者在面对土著时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文明的传播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土著人有更直接而全面的接触，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到土著的能动性与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白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掠夺行径也可以就此披上“播种文明”的道德外衣。作为澳大利亚第一批白人拓殖者之一，沃特金•坦奇在《澳洲拓殖记》中就对土著做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认识：“若把这里的土著人看作一个民族，去衡量他们一般的进步和造诣，这个民族的层次肯定不会高，甚至在野蛮人里也是落后的。……然而，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们有相当多的聪明智慧，或者说是敏锐的理解力，……我们要区分无知和不理解。……对于他们熟知的事，他们不仅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也表现出准确的判断力。”
在坦奇这类人看来，“教化”土著而不是坐观其灭亡也是白人面对土著时的一种可行选择。坦奇补充论证道：“非洲人身上散发的那种恶心的臭味，在他们（澳洲土著）身上也有，不过只是在他们的土著状态下才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当他们养成清洁的习惯后这种味道慢慢就没有了。”很明显，土著人的文明开化，与其周遭环境的“卫生”是直接关联的。通过“和我们在一起”，让土著接受欧洲人的经验，改变其与环境的既有关系，成为“教化”工作的起点。
至1880年代，土生澳洲白人数量开始超越移民数量。前者更少以“访客”的立场看待这块大陆，因此如何教化皮肤黝黑的大陆及周边岛屿的土著，终于成为主流舆论中的热门话题。

这幅名为“文明天使”（Angle of Civilization）的漫画是《公告》（Bulletin）杂志1881年刊出的。这份杂志从创刊伊始，就以煽动种族主义话题吸引下层读者。在这幅漫画中，大腹便便、衣冠楚楚且笑容可掬的白人天使，正向孤悬于汪洋大海中小岛上的土著人浇灌文明之水。请注意，这幅漫画一方面改变了通常不带有明显世俗特征的孩童或少女天使的形象，将其换为一位成年的英国绅士；另一方面把土著人加以矮小化，把他们所处的环境浓缩为相互隔绝的孤岛。在这幅漫画中，文明的演化显然被比喻成植物栽培的过程，其中伟岸慈祥的绅士高举圣经，扮演着文明耕耘者的角色。而抽象的、没有任何面部特征、瘦小干瘪的土著人则张开手臂，扮演着亟待成长的种苗角色。这幅图无疑在告诉公众：通过悉心浇灌，就能让这里童稚状态的土著文明成长。从瓶中洒出甘霖，是催使土著文明发生质变的关键性操作环节。

1886年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椰果宗教”(Coconut Religious)更生动表现了白人在“教化”土著居民时，对改变后者与环境既有关系的重视。在南太平洋许多土著人的传统生活中，不仅椰果是必不可少的饮食来源，椰林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要素。在这幅图的背景中，茂密的椰子林与林下的棚屋，土著或手捧、或头顶、或怀抱的椰果是连在一起的。然而，白人牧师则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这是你们带来的全部么？你们怎么能期待主为了一个小小椰果来眷顾你？”从土著错愕的表情中，我们感受到了对同一环境要素——椰果——的不同认识造成了土著与白人的“文化冲突”。土著人对椰子的珍视却被白人贬斥为“椰果宗教”。当时的澳大利亚白人多是英国新教徒后裔，他们从事农耕、放牧，藉此在世界市场中追求利润。在白人眼中椰果可不是什么有“价值”东西，土著更是不谙于现代市场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只能等待着被规训、被改造。
事实上从1869年开始，新南威尔士政府就系统地从土著部落中掳走混血儿以及肤色较浅的纯种土著儿童，令其在白人社区中生活。这一政策逐渐延伸到全国范围，直到1970年才最终停止。这种有计划地将新生代土著剥离其固有环境以求“教化”的举措，举世罕见，这与19世纪以降白人殖民者始终贬抑土著及其所属的整体环境体系自然有莫大的关系。把土著“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其命运就在于被白人教化，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学”的价值判断。土著的环境形象就是与荒蛮的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才落后低级。而白人之所以高贵，乃是因为其位于更理性化的生态环境。
“黄色浪潮”：华工为何被视为入侵者
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结果吸引了成批华人跨海前来，从此华人成为除欧洲人之外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外来移民。有趣的是，很少有材料显示澳洲白人将华人归入未开化的人种，这与土著迥然有别。事实上，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廉价的华人劳工普遍被视为澳大利亚白人劳工的竞争对手。尽管我们要强调当时的社会舆论绝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反华舆论可能不仅出于种族因素，也包含排外主义，但是随着白人移民与华人劳工的摩擦日渐增多，“华人”也成为媒体鼓噪种族歧视的重要对象。
当时，借开发金矿之契机，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政府鼓励甚至资助欧洲白人移民来澳工作，所以许多产业工人和小业主加入移民的队伍，怀揣一种开发新边疆的兴奋定居澳洲。而华人往往是在所谓的赊欠船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下前往澳大利亚的，这是一种变相的契约劳工制度。他们多是华南地区的破产农民，指望到澳大利亚挣钱还债后返乡，所以格外吃苦耐劳，能在非常恶劣的矿区条件下饮食排泄。同时他们还省吃俭用，将结余的绝大部分黄金汇回故乡。结果，华人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澳大利亚生态的入侵者与资源的掠夺者。
1870年后，随着淘金热的降温，许多华人矿工投身其他产业，很快得心应手，这又造成了新的反华理由。原来，许多出身珠江三角洲农民的华人移民退出金矿后重操旧业，开始改良当地的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发展出香蕉和烟草等经济作物产业，最没有技术的华人也能从事木材砍伐及水果采摘工作。结果，华人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与改造能力，导致白人眼中的华人劳工形象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物种入侵”的基调上。

1888年发表在《墨尔本潘趣》（Melbourne Punch）杂志上的“黄色浪潮（yellow gulf stream）”清晰地表达了白人对华人涌入的担忧。这份杂志创办于“淘金潮”开始的1851年，从一开始就主要面向牧场劳工和矿工的读者群。这幅漫画的背景是1880年代，当时美国采取排华政策，大量加州华工离境，而澳洲的白人就认定他们会涌向环境与美国西部类似的澳大利亚，从而令黄种人在澳洲更加“强势”。在这幅图画中，山姆大叔冷漠地叼着烟卷，坐看华人离开美国。而由无数颗头颅构成的跨越太平洋而来的华人浪潮则如长蛇蜿蜒游走。每一个华人的面孔都是狰狞而贪婪的，他们的手被丑化成禽兽才有的爪子，争先恐后死死攀住一块陆地，而这块陆地上写着“澳大利亚”。这幅漫画要昭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数目庞大华人移民是一种自然灾难，能够像海啸一样吞噬澳大利亚。

再看这幅1874年发表在《墨尔本潘趣》上的“未来的农业劳工”漫画。乍看上去它所展示的是一幅收割庄稼的场景。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深意。与涉及土著的漫画不同，当时漫画中华人的面部特征都是鲜明的，此图也不例外。只是在这幅漫画中，占据画面主体的华人农民手持镰刀，脸上流露出一派猥琐狡诈的神色，似乎自得于一件“阴谋”的得逞。再看他的右手，短柄镰刀作为中国农民的特色标志而突显于画面中央，背景则是比人还要高的密植的庄稼，意味着繁重的劳动任务。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画面右上方，还有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在埋头苦干，完全没有要停歇休息的意思，而画面右下方则摆着简陋的小饭桶——显然这在暗示华人在田里就能吃饭。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在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中，普遍形成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这幅漫画展现的场景无非如此。但是把它放置到澳大利亚白人的价值判断体系下，“未来”二字就表明：华人移民仅用这种简单的工具和很低的物质生活要求就可以胜任高强度的劳作。
19世纪后期，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的时代，将不同人种之间的交流理解为一种物种竞争关系不足为奇。相比于土著，种群明显集中、生产力相对先进、环境适应力特别强大的华人，被澳大利亚白人看作是难以同化和控制的对象。所以白人种族主义并没有借助“高级”—“低级”的环境形象来丑化华人，而是将其刻画为一个具有侵略扩张性物种。这些漫画与其说是宣泄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厌斥，莫若说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所谓的形象学（imagology），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形象的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殖民地时代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主义者歪曲丑化有色人种，就是为了强化白人自身的优越感。通过这些漫画不难发现，无论是土著人还是华人，其身体与生态都被野蛮化了。有色人种所附着的是一种荒凉蛮芜的环境或是粗鄙贪婪的氛围，而白人则被想象为处于文明开化、注重生活品质的状态中。
种族主义绝不只是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更突出地反映为当时的白人不愿理解甚或刻意歧视有色人种的生理特征与族群习惯的生态环境。最讽刺的是，澳洲种族主义舆论在歧视不同类型的有色人种时，或是出于轻蔑鄙视，或是出于不安和焦虑，但无论如何都通过竭力丑化有色人种的形象才求得自我安慰，进而心安理得地推动种族主义制度。通过白人刻画的有色人种的形象，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现实：殖民地时代的澳大利亚不仅频繁发生针对有色人种施暴的惨案，至1880年代末期，更开始在全境范围内实施永久性的限制移民入境的法令。真切的制度与行动，完全可能基于一种不那么真切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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